廣州的垃圾分類為何進展緩慢?近日市城管委官員的回答是:機制不順、投入不足、運營不暢、法規不全、動力不足、宣傳軟化。相對當初官方對垃圾分類表現出的信心滿滿,如今這“六大難題”的喟嘆顯然要務實得多,問題的核心何在?垃圾分類是垃圾處理的趨勢,要做好一方面須對症下藥,解決現存問題,另外還有必要回到原點,重新審視此項工作自身的規律。
  經過一段時間的嘗試,官方對於政府、市場及市民三者在垃圾分類工作中的角色扮演,肯定有了清醒的認識,從城管委官員列舉的“六大難題”看,比如投入不足、運營不暢、宣傳軟化等,都道出了目前的問題,城管委提出問題並表現出一定的擔當,值得肯定,不過也給人以“私心太重”的印象,即缺乏分工,工作主要靠政府機構一肩挑。有必要分析這種模式,廣州垃圾分類過去經歷了高起點,決心可謂不小,如今遭遇尷尬,值得反思的是,主要依靠行政力量來推動垃圾分類,是否會達到預期的效果?
  如果將垃圾分類單純視為一項公共服務,並通過政府主導來操作,這就意味著需要動用包括財政在內的大量公共資源,因為垃圾分類工作分散面極廣,要保證分類效果,必然需要探索一整套全新且行之有效的工作機制。另外,作為一種摻雜環保理念的公共政策,它能否產生效益,還有賴於普通市民的配合,要達到這一目的,顯然得依靠轉變生活觀念、動員民眾參與。過去的經驗看,行政主導的動員機制往往道德宣誓意味濃厚而激勵效應不足,久而久之,顧此失彼,很可能由於資源支持不足而陷入工作惰性。此次城管委官員提到的“六大難題”中,“很差錢”受到媒體特別的關註,錶面上看是一味要錢,其實稍作分析就不難發現,靠行政主導的垃圾分類,要想有所斬獲,大投資大編製就是必然的結果。
  問題是,垃圾分類是否必須走上述模式?從經濟角度看,垃圾分類並非臟活累活,它有利於環保,亦可反哺生產,這意味著這一模式能滿足市場的需求,若能利用經濟杠桿,通過在制度設置上讓出一定的利潤空間,勢必能吸引企業積极參与。反之,在缺乏市場力量介入的情況下,不僅需要太投資,且很可能陷入政府模式的低效病,甚至衍生腐敗。去年年底,廣州市人大代表視察全市垃圾分類情況,結果發現“明察效果普遍好,暗訪基本沒分類”,問題顯示,分類運輸是整個垃圾分類流程的薄弱環節,小區有進行垃圾分類運輸的還不到三成,這些弊端多數是市場力量缺席的結果。
  廣州城管委官員表態,希望今後讓企業和社會力量參與垃圾分類,這無疑是務實的思路,其中,企業角色主要影響垃圾回收的效率,是機制至關重要的環節,而強調社會力量則涉及到垃圾回收工作中的主體多元性特征。除了政府和企業,小區物業、市民的態度無疑將對垃圾回收產生直接的影響,激發、培育這些主體的參與熱情,是垃圾回收工作不容迴避的環節。廣州的學習對象是臺灣,回顧後者走過的歷程,垃圾回收工作伴隨著社會治理模式的轉變,今天的成效與民間組織、公民等主體的角色扮演休戚相關,廣州要打造出垃圾分類的行業標準,有必要重視這些主體的作為。
  激活民眾參與熱情方面的工作,杭州、上海等地近來做出了一些探索,觀察它們的動員模式不難發現官方對垃圾回收觀念的轉變,或許可以將它看作一場新生活運動,但又不宜單純視其為環保行為,依靠道德宣誓動員民眾參與。隨著城市的擴張,垃圾圍城狀況讓人憂慮,當前迫切需要通過優化公共決策來推動垃圾分類,如果各個主體相互配合,分工明確,垃圾分類前景並不黯淡。廣州作為國家首批生活垃圾分類試點城市,經過十多年的探索,理應在這個行業做出自己的貢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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